该来的总会来。相比上海车展上特斯拉“刹车门”事件及后续闹剧，行车数据的归属权和安全性，才是将会深刻塑造造车业未来的本质性问题。
5月12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对于特斯拉影响最大的当是这一点：个人信息或者重要数据应当依法在境内存储，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这一要求车企在境内储存重要数据的规定并不令人意外。中国自2017年6月1日起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就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
同年7月，苹果公司与贵州省政府签订协议，在贵州设立其首个中国数据中心。2018年，中国大陆苹果用户的iCloud数据正式迁移到云上贵州，以满足规定要求。亚马逊的AWS、微软的Azure也是依照此要求，与国内IDC企业合作，由后者负责数据中心运营。
今年4月7日，工信部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重申在国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必须存在国内，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应依法收集、使用和保护个人信息，实施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定重要数据目录，不得泄露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
4月13日，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在中国发改委组织的圆桌论坛上表态称，特斯拉在中国采集的数据会严格遵守中国对于数据管理的法律法规，实现本地储存。4月19日，陶琳在上海车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斯拉中国数据中心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在上海建成，只是这一消息迅速被女车主维权的消息所埋没。
因此，在网信办的新规发布之后，特斯拉第一时间在官微转发并支持，显然是有备而来。只是，陶琳口中的“中国数据中心”是特斯拉独资，还是合资，目前仍不明确。
可以明确的是，去年特斯拉中国内部就传出消息，中国的用户数据和认证服务将从美国迁移到中国，也就是将服务器搬到中国。为此特斯拉正在招聘数据中心工程师、存储工程师、数据库工程师等一系列信息技术运维岗位人员。
事实上，除了合规之外，提供本地化服务也是特斯拉必须要在中国建立大数据中心的原因。特斯拉的市值之所以超过九大车企之和，就是因为它被看作是汽车行业的苹果。就像苹果越来越依赖于软件服务，特斯拉仅软件服务的价值，恐怕就达到了大众、本田这些传统汽车巨头的体量。
特斯拉服务收入主要分为三方面：OTA升级收费服务、充电服务、保修服务，分别对应苹果的APP Store、Apple TV+和Applecare保修服务。
数据是一切软件服务的基础，车联网、智能化、自动驾驶都高度依赖于数据这个基石。早先几年，iCloud数据存储在国外服务器上时，中国大陆的苹果用户经常会出现上传慢甚至连不上等问题，之前也有电动车OTA升级速度过慢甚至死机引发用户抱怨的案例。
显然，无论是基于合规的要求，还是基于车企本地化、提升服务的要求，特斯拉数据中心落地上海都没有悬念。唯一的悬念是，一向特立独行的马斯克，是选择苹果与云上贵州的合资模式，还是会坚持100%独资？
马斯克把中国看作特斯拉的最大市场。但从“刹车门”事件也可以看到，特斯拉在度过了刚进中国市场的蜜月期后，其“直男式”的美式文化跟中国文化其实是有冲突的。未来数据使用会不会加大这种冲突，将会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自动驾驶车辆的数据使用，尤其可能引发冲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行车数据归属于车主、默认不收集、除非确有必要的原则，但实际上，目前所有的自动驾驶模型都默认是要收集车辆信息的。
以特斯拉 Autopilot为例。特斯拉研发了处理速度为每秒 2100 帧的FSD专用芯片，用于提升识别距离与车型数量，以应对高速行驶时产生的图像数据。深度神经网络将提取驾驶员在经过相似路口时的决策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不断提高 Autopilot 系统的可靠性。
特斯拉将FSD功能作为一种重要增值服务来售卖（售价1万美元），而后续内置功能型软件的激活、娱乐导向的应用型软件变现、中长期订阅服务，都要依赖于用户的行车数据。这个生态链会不会步智能手机个人隐私争议的后尘，并不好说，现在海外就已经出现了用特斯拉用户数据来做保险产品的案例了。
按照网信办《征求意见稿》，每次驾驶时，默认为不收集状态，驾驶人的同意授权只对本次驾驶有效。这就意味着，现在电动车各种花哨的功能在开启前，首先需要用户点击隐私条款，就像手机新装一个App时需要同意隐私条款一样。但是汽车毕竟有特殊性，一些涉及到行车功能、又需要调取个人隐私的软件，如何符合这一新规，将会成为一个现实难题。
既要安全，要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又要汽车智能化、自动化、联网化，这一系列矛盾在现实中怎么解决，用户又如何选择，将会是长期命题。中国文化里的“中庸之道”会成为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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